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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惠民，1953年生，上海人，69届中学毕业生。1970年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景洪农场)。1978年10月写下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明确提出了知青返城要求。随后组织云南农场知青进京请愿团，开启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1979年10月最后离开景洪农场，“顶替”母亲到湖北工作。两年后结婚，调到妻子原籍的重庆一家高温作业工厂当工人。

口述：丁惠民采写：刘小萌

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1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316室

时间：2002年8月2日

刘小萌（右）与丁惠民（左）的合影

采访前记

丁惠民这个名字，对许多知青来说都不会陌生，他是1978年末1979年初云南农场知青上访请愿运动的总指挥。这场运动几起几落，其间还穿插了签名公开信、罢工、请愿、车站卧轨、进京上访、中央领导接见等诸多事件，最终是以知青大返城为结束的。

在请愿运动发起之前，云南农场的知识青年尚有五万余人，然而短短一年之后，传闻中仅存70名知青坚守在原地。尽管媒体力图封锁这一消息，云南农场知青成功返城的消息仍旧如同疾风骤雨般迅速传遍全国，激励了上海、新疆、浙江等地的众多知青，让他们感受到了鼓舞。随之而来，一场更广泛的返城风潮在各地悄然兴起。

在此之前，为了争取回城的权利，知青们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其中，像云南农场的知青那样通过集体斗争赢得胜利的，实属史无前例。促成这一结果的背后，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包括知青们所展现的团结协作精神与勇敢无畏，以及高层领导对形势的准确把握和对知青政策的重大调整。丁惠民，作为五万知青的共同代表，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毅然挺身而出，凭借其智慧与气魄，将运动引向胜利，其作用不容忽视。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新闻媒体曾塑造了众多知青典型，然而，只有在云南等地发生的请愿运动中，才诞生了丁惠民这样既出自民间、又能代表民意的知青领袖。

“我是知青，我怕谁！”次日，报纸上刊登了这些题词，其中别人的话语都弥漫着油墨的清新香气，而惠民的题词却如泥牛入海，踪迹全无。原因自是不言而喻。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言辞与行事风格，与常人确有显著之别。常言道：“非常人，行非常之事。”若非如此，五万知青的领导重任又怎能轻易落在他的肩上。鉴于此，在编纂知青口述史的过程中，他的经历与贡献绝不容忽视。

2002年8月1日，惠民携同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女儿，满怀喜悦地从重庆抵达北京。我与他早有约定，希望他能就知青请愿上访那段历史进行口述。恰巧在此之前，他已经撰写了一份自述性质的稿件《在激流与漩涡中》，并同意我参阅，这无疑减轻了我的工作负担。因此，采访的重心便转向了补充一些细节。

在这炽热的午后，我和惠民不畏烈日当空，专程前往月坛南街探望赵凡老人。

二十三年前，赵凡肩负中央使命，担任赴云南调查组组长，在妥善处理云南知青问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彼时，勐定农场的知青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赵凡闻讯迅速抵达现场，映入眼帘的是一千余名跪地求情的知青。他们齐声高呼“我们要回家”的口号，现场哭声此起彼伏。赵凡深受触动，向知青们承诺：必将如实向中央汇报情况，坚信他们的合理诉求定能得到妥善解决。这一幕，已成为知青运动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赵凡也因此赢得了云南知青的深深敬仰。

如今，赵凡已步入86岁的高龄，然而精神依旧焕发，谈及往昔之事时，言语间洋溢着无尽的回忆。往昔，丁惠民身为五万知青的领航者，而赵凡则是中央的代表，二人俱为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然而，在此之前，他们未曾有过一面之缘。直至23年后，他们在北京重逢，如同久别重逢的老友，欢声笑语，畅谈往事。显而易见，历经那场岁月的狂风暴雨，他们早已心照不宣，彼此熟知。

“你们和那些知青代表抵达北京时，我恰巧不在，身赴云南。中央特意派遣了两位兵团司令（注：即王震与程子华）亲自接见你们，这充分体现了对你们的重视。当时叶帅（叶剑英）也极为关注。国家的稳定与团结至关重要啊！”

回望二十三年的旧友重逢（2002年，丁惠民造访赵凡府上）

“新疆上海知青的问题与云南知青的性质不同。当年上海的学生初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王震同志将他们安排到新疆，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这是一件好事，他自己也很满意……”然而，为何这些年轻学生无法升学、就业？为何在他们中，出身不好的比例较高？虽然这些问题立刻浮现在脑海中，但考虑到对赵凡的尊敬，我还是决定暂时不追问。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经历和观念，对历史的解读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

告别赵凡后，我与惠民分道扬镳。惠民透露，他计划在重庆创办一家公司，神情中充满了自信。多年来，他的事业发展多有波折。那位曾在狂风巨浪中游刃有余的航海者，在日常生活中却显得不那么灵活。这其中或许有多种因素，而他坚持自我、不随波逐流的性格是否也扮演了部分角色呢？

上海知青丁惠民（云南上山下乡）

我喜打抱不平

1978年，云南农场的知识青年返城风潮的涌现，背后蕴含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堪称诸多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就我个人而言，在关键时刻，我能够为众多知青的利益发声，并且始终站在这场风潮的最前沿，这并非偶然。在回顾那场风潮之前，我想先简要介绍我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

我父母均出身于上海南汇，父亲来自大团镇，而母亲则来自濒海的三灶镇，两地相隔大约数十公里。他们是如何相识的呢？在抗战时期，日军轰炸导致父亲无法继续在农村生活，于是他逃难至大城市。父亲在上海成为学徒，所学手艺是在南货店，也就是小杂货铺，售卖诸如蘑菇、干笋、烟酒等商品。母亲则如同现今的农村女性进城务工一般，进入同兴袜厂，那是一家民族工业企业。正是这样，他们在上海相遇并结为夫妻。不久之后，上海迎来了解放。

我的父亲性格坦率，对看不顺眼的事情直言不讳，或许我在这方面也继承了些许遗传。他非常勤劳，这一点我却并未完全继承。父亲曾受过几年私塾教育，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书法尤其出色，尤其是在毛笔字方面，与邻里相比也不逊色。然而，在“反右”运动中，不知何故，他被错划为“右派”。按理说，他并不完全符合“知识分子”的定义，却为何会被打成“右派”呢？毕竟，在那个时代，他的文化程度至少相当于高小，接近初中水平。幸运的是，尽管被定为“右派”，但上报至上级后并未获批准。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父亲和母亲用家中积蓄购置了衣物和鞋子，准备全家被遣往大西北，但最终并未成行，只差一线之隔。或许是因为一些微小的变故才得以改变这一命运。

重庆知青赴云南兵团

母亲在解放后的扫盲运动中学习文化，当时人才稀缺，她勤奋刻苦，成绩斐然，甚至有一篇作文荣获了奖项。此后，她便被调至上海南市区尚文路小学担任教师，直至1971年全家迁离上海。父亲虽未成为“右派”，却在经济困难时期，随着城市大规模裁员，他首批被下放到故乡。他在那里担任了生产队长，成为了一名农民，数年如一日地勤勉工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将他的事迹作为基层干部的典范，连续数日进行报道。几年后，“文化大革命”前夕，随着国家经济的逐渐恢复，鉴于他作为熟练电工的技术水平，大约为四五级，他又被从农村召回。

我们家中共有兄妹三人。我上面有一位姐姐，她比我年长一岁，1969年便响应国家号召，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她的青春岁月。她名叫丁惠芳，今年已满51岁。在兵团，她驾驶着斯大林100号的推土机，展现着女性的坚韧与力量。她的丈夫，同样是位拖拉机手，也是一位北京知青。我出生于1953年9月，1971年，作为69届的中学毕业生，我跟随潮流，从上海远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即景洪农场）。在我离开后，家中还留有一位弟弟，名叫丁惠建。同年，他即将完成中学学业。在那个内地开展三线建设、上海号召一批技术工人支援的时刻，父母决定全家搬迁至湖北。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不让我成为最后一个离开他们身边的人。

如此一来，我们全家迁离了上海，历经曲折，最终被调至湖北仪表厂，这是一家隶属于燃料化工部的企业，位于武汉市西南部的咸宁地区崇阳县，地处山区。起初，我对于上山下乡尚能坦然接受，然而时至今日，情形已截然不同。父母曾就调动一事征询我的意见，我亦表示同意，毕竟他们需要有人陪伴在侧，因此弟弟至今仍留湖北，父母亦随他定居。他们多年前便已退休。这样一来，我们家在上海便失去了根基，只剩下一些亲戚，如堂兄等，父亲的哥哥已经离世，而我的舅舅尚在，或许已年过八旬，家中情况大致如此。

自1970年至1979年，我在云南这片土地上度过了长达十载的时光，其中的喜怒哀乐，难以一一道尽。那漫长的日子里，生活的单调乏味、劳动的沉重艰辛，以及前路的迷茫无望，使得曾经充满活力的知青们逐渐变得沉闷忧郁。对家乡和城市的向往，愈发显得遥不可及，回家的念头在近乎绝望的心中深深扎根。一些务实的知青选择了匆忙成婚，而更多的人则心灰意冷地度过时日，得过且过。整个农场笼罩在一片压抑沉闷的氛围中。这便是1978年返城风潮前夕，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真实景象。[3]在此，我想特别提及两件往事，因为它们与我后来发起版纳知青赴京请愿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一件往事，发生于1973年或1974年，具体年份已模糊不清。当时，云南兵团尚未改制为农场，由现役军人担任领导，部分干部素质欠佳，工作方法粗犷，对女知青的恶劣行为尤为严重。这一问题甚至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李先念等领导人作出批示，对几名首要分子处以极刑，相关资料均有存档。我的性情中，好打抱不平，这在上海人中实属罕见。记得有一次，我因维护知青权益，将连指导员痛揍了一顿，那也是我忍无可忍之际。那时的农场，每个营区都设有武装连，负责武装兼职，配备枪支和子弹。营长是现役军人，指导员将此事告至营部，他即刻带领一班人马，驾驶拖拉机前来（当时尚无汽车，国家经济条件有限），对我实施捆绑，随后吹响哨子，紧急集合，众目睽睽之下，我被正式逮捕。

被拘禁了九个日夜，期间我日复一日地从事繁重的劳作，如清理粪便和劈砍柴火，他们企图通过这种体力惩罚让我承认错误并写下检查，但我始终拒绝屈服。最终，是副连长介入，才使我得以获释。至于为何获释，主要是因为我的身体已严重受损。起初被拘捕时，他们用枪托重击，导致我第四和第五节腰椎骨折，至今仍留下残疾，背部的弯曲便是那时留下的痕迹。即便如此，我依然承受着剧痛，被迫继续从事重活。九天来，我忍受着痛苦，硬是扛下了挑运重粪桶的艰辛——桶本身就有三十到四十斤重，再加上粪便，总重量超过一百斤。我咬紧牙关，坚持了九天。夜晚，我只能睡在冰冷的地面上，没有被子，只能躺在稻草上，环境恶劣得甚至超过了“文革”时期‘牛鬼蛇神’的牛棚’，那里至少还有塑料布铺在地上。与我一同被拘禁的还有来自其他连队的知青，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我最信任的战友。

1974年，我返回家乡探望父母，向他们提及了自己的腰痛之苦，尤其是在阴雨天气时尤为明显。母亲建议我拍摄X光片，以查明病因。结果发现，腰椎中间存在一处裂缝，尽管已经自然愈合，但骨折碎片并未完全对接，腰椎的错位进而影响了我的体型。父亲对此并不甘心，他连续写了六百多封上告信，将信件从中央到地方，均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寄出。那时的挂号信费用相对低廉，只需花费几分钱至一角钱不等，一封平信的价格仅为八分。他不希望我返回农场，于是四处上告，然而，所有的努力似乎都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在我于崇阳县医院未能得到妥善治疗的情况下，我又转至上海的大医院进行了检查，那些X光片至今仍妥善保存。

在家中蛰居了一年至两年光景，转眼间，1976年降临，毛主席的离世震撼了全国，而“四人帮”则在一月后遭到逮捕。我深感如此继续下去并非长久之计，便与父母商讨。当时他们的薪水并不丰厚，我便提议，如此拖延下去实非良策，还是回到农场去寻求一条出路为好。

在经济上给予我补偿，补发工资；将我调离连队，至学校担任总务一职；名义上不再提及平反之事。这是他们相互妥协的结果，我也表示认同，因为在那样的背景下，不能奢求过多，能达成这一步已属不易。于是，我转至学校工作。

在校园里度过了些许时日，我对工作已有了较为熟练的掌握。我的工作态度一贯认真且负责。这份工作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当其他老师授课时，我相对轻松，只需负责领取教学用品，分发粉笔等琐事。待到大家放假，我的忙碌才开始。那时，采购并非如今这般便捷，只需动动支票和钞票即可。那时，我们还需使用一种社会集团购物证，凭借此证，购买纸张、办公用品，乃至学生的铅笔、课本，甚至是老师备课本中的每一件一角的用品，这些我都负责采购。那时，我乘坐拖拉机四处奔波。正是借助这样的条件，我走遍了西双版纳的每一乡镇、每一个团、每一个营，广泛了解了各地知青的真实生活，聆听了众多关于知青的悲惨故事。

1976年，还曾发生了一件小事。彼时，我已有了一位女朋友，她便是如今的太太——陈文先。她与一位名叫小Q的女同学关系匪浅，两人同为重庆的知青，且同住一地。她向我提及，小Q的父母正设法为她办理病退手续，请求我代为奔波。鉴于我时常往返于景洪，那里距离我们约有四十公里，我应承了下来。不久后，小Q的调动令传来，我便立即帮她办理相关手续。她在连队中，请假不易，搭乘拖拉机出行亦颇感不便，而我因工作所需，频繁前往景洪。

“你回去吧，让她亲自来办理。”言下之意是这件事很重要，不能由你代劳。我琢磨了一下，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便回到农场，给她带去了口信。我的学校是总校，各个连队的孩子都在这里就读，于是我写了一张便条，找到了一名义务通讯员，让他把信带给小Q，让她第二天一早来学校。

翌日清晨，一位男性知识青年骑自行车将她接出了小镇，缘于她不擅自行骑行。我们所在的连队与场部相距约五六公里，步行需时一个多小时，而骑自行车仅需大约二十分钟便可抵达。抵达后，我便引领她前往营部，并设法让她乘坐前往景洪的拖拉机离去。午后四五时，她返回，来到我的学校，眼中含泪，情绪显得十分低落。当时我正忙于事务，并未过多关注。她提出要回家，我表示同意，并邀请她用餐后再行，告知她饭食即将准备。但她婉拒了，随即离开了。

夜深人静之际，两辆自行车突然闯入，将我从梦乡中惊醒。其中一人名叫田士强，是来自上海闵行区的知青；另一位则是黄根洪，来自重庆。他们亲切地唤我“小丁”，告诉我：“小Q归家后，未进餐便独自关门哭泣。无论男女，都曾试图安慰她，但她始终沉默不语，直至最后，她只说了一句话，那就是要见小丁。”我立刻披衣，骑上自行车赶往连队。见面后，她依旧一言不发，那时我开始意识到事态可能严重。于是，我将众人叫出：“你们都先出去，让我单独与她谈谈。”经过一番交谈，真相大白。原来，那位章彬军务参谋声称，我的手续可以办理，却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要求——要我陪他睡觉。这让我立刻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我国古语有云：“捉盗须捉赃，捉奸须捉双。”若未能证实事实，又当如何是好？我决心要管这件事，然而没有确凿的证据，真相难以昭示。对方或许会矢口否认，甚至可能反咬一口，诬陷他人。我坚信小Q的为人，她性格诚实可靠，我对她十分了解。在农场时，她从不主动结交朋友，尽管有许多男性知青想要接近她，但她始终坚持回家的愿望。

破晓时分，心中已然萌生一计，遂将几位知青唤起，说道：“快些起床，帮我把我和小Q送往营部。”整夜未曾合眼，此刻正值黎明，我便带着小Q匆匆赶往营部。得益于我对农场地形熟悉，加之寻得一辆车辆，我们很快抵达了景洪团部。在农场，我结识了两名好友，一位是上海知青，姓詹，名文仪，如今身处上海，担任南市区的干部职务，他有个昵称叫阿弟，我们是同窗，他在农场担任青年干事；阿弟还有一位挚友，系从云南退伍的军人，现为保卫干事，名叫康平，他来自云南曲靖，两人共住一室。我首先找到了他们，将情况告知，他们也显得十分为难。我们三人商议许久，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建议，我应当趁夜晚找到我们农场的现任书记，即我们称之为政委的朱政红同志。朱政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刚刚恢复职务，性格正直。他们提议，我应当找机会与他面谈，将问题反映给他，但切记不可在白天行事，因为那时家属宿舍区域相邻，小Q的出现可能会引起章彬的注意。而且，他们强调，不可让他人代为反映问题，以免失去真实性和感情色彩。

直至晚间八点过后，阿弟与康平先行探查，确认章彬是否安睡，待其灯火熄灭，轮至我们行动。我对朱书记并无熟悉，平日亦无交集，遂守在门外，仅小Q一人悄然入内。夜深至凌晨两三点，小Q返回。她的情绪似乎好转，我深知此事有望解决。那晚，我于芭蕉林中守候，直至她走出。师部与团部相距不远，不足半公里。我们在师部租了两间房，那时每晚仅需三四毛钱。途中，她向我透露，朱书记已让她安心，显然朱书记对此事颇为重视，且情绪激昂，“怎么在这种时刻还如此行事？以前已枪毙了好几人！”

次日，我与小Q再度悄无声息地造访了阿弟与康平的宿舍，彼时他们正值外出工作。正午时分，康平归家言道：“小丁，事情似乎有了转机，朱书记在清晨便将章彬召至办公室，许久未现身，继而又命政治处人员一同前往。”待至傍晚，真相大白，宣布章彬停职接受审查，恐怕不止此一问题，尚有其他事项待查。然而，最终的处置结果令我颇感不满——他被撤销职务，并被下派至农场充当工人。关于他的问题，专案组耗费了颇长的时间进行调查，相关资料可供查阅，无疑已存于其档案之中。此后，农场上下皆传开，称系一名丁姓人士对其进行了告发，那名上海来的知青竟敢如此大胆。毕竟，当时并无任何直接证据。

这两件事揭示了知青为何不愿留在云南的真相。生活中此类事件屡见不鲜。我曾目睹一位知青在会上放了个屁，指导员竟追上去要求他低头认错，并罚他站立数小时，指责他干扰了会议。那时我们只能吃南瓜、芋头等易产气食物，吃得过多自然容易放屁。而一旦放屁，就得站上两个小时接受惩罚。此类情况层出不穷，让我对知青的命运愈发关注。我认为，社会对我们这一代人过于不公，我们应当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那么，改变知青命运的最好办法是什么?是落实政策，增加工资，还是改善生活劳动环境?都不是。最彻底的办法只能是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让知青们回家。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想法无疑是痴人梦呓。上山下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谁敢公开反对?不过，多年的学习积累也使我多少有些独立见解。我相信，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任何政策和方针路线都是人为的产物，是可以调整改变的。

掀起初澜

自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中央确立了“拨乱反正”的战略指导，口号“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在当时广泛流传。媒体上充斥着关于老干部重获自由、地主富农被摘帽、右派得到平反等消息。这些变化证实了我的预判，也增强了我的信念，使我开始思考如何争取回城的途径。是被动等待政策逐步调整，还是积极行动，向中央反映知青们的迫切愿望，以推动政策早日解决知青问题？我选择了后者。如果自己不发声，他人又怎能了解我们的归乡愿望？然而，我是否具备领导大家前进的能力？万一行动失败，又将带来何种后果？这如同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的著名独白，是必须直面且不能回避的问题。

我一度踌躇，但迅速作出决断，心中不禁暗自嘲讽：丁惠民，你真是愚昧至极！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与劳改农场的囚犯又有多大差别？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即便最糟糕的情况，去普文劳改农场种甘蔗，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国际歌》中那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给予我极大的启迪。若想改变命运，唯有自我救赎。单靠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即便是一百人也不足为道，唯有汇聚成千上万人的力量，方能实现目标。基于此，我下定决心，放手一搏。

在目标明确之后，我陷入了更为深入的沉思之中。这一过程既漫长又孤寂，其中并无任何喜悦可言，取而代之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无法确切地回想起自己思考了多少次，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各种方案与假设，然后又不断地予以推翻与否定，从而进入新一轮的深思熟虑……经过深思熟虑，我最终决定采纳一种逐步推进、分阶段实施的策略。

首先，进入发动阶段。我们起初选择以联名信的形式向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倾诉，详细描述了知青们多年来所遭受的不幸。这种方式相对温和，得到了绝大多数知青的认同，有效地唤醒了他们的生存意识，从而激发了他们的参与热情。实际上，这种做法并非创新，它借鉴了解放初期农村诉苦大会的形态，只是去掉了斗地主分田地的环节。尽管如此，它确实展现了显著的效果。向中央写信，就如同孩童向父母倾诉心中的委屈，既合乎情理，又符合法律规定，他人亦不敢轻易妄加评断。经过实践的检验，这一策略的实施取得了圆满成功。

知青并无任何政治诉求，他们仅是渴望返城与家人团聚。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清晰的解释。

我当时的想法是，仅凭在信件上签名，恐怕难以引起高层领导的关注。而若赴京请愿，则能迅速将声势扩散至全国，激发各地知青的共鸣。上山下乡政策自实施已逾十载，其背后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经济与政治因素。若要在短期内实现政策的转变，仅依靠版纳的五万知青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若能动员全国近千万知青共同参与，形成南北呼应、星火燎原的强大态势，局势自会得到显著改善，知青们回归城市的机会也将随之增加。

我曾设想过一个巧妙的策略：在特定情境下，或许版纳知青网会网开一面。许多知青代表至今仍记得，我在一次会议上曾用这样一个比喻阐述我的观点：一位贫困的父亲面对一群因饥饿而喧哗不止的孩子，他惩戒了其中最为顽劣的一个，以此平息其他孩子的骚动。然而，当他转身离去时，却悄然将家中唯一的一颗糖果递给了那个被惩戒的孩子。

（1）各农场知青将依照原有编制集体撤退，徒步前往昆明，同时调动农场所有车辆，用于运输妇幼病弱者以及途中必需的粮食和物资。（2）指挥部成员将分为两队，分别领导知青乘坐火车返回上海和重庆两大城市。鉴于北京和昆明的知青数量较少，故不予以考虑。返城后，知青们将继续按照原编制，以团为单位，实行八小时一班轮换，在市政府前静坐请愿。（3）同时，我们将动员知青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给予声援和支持。在确保衣食无忧且拥有家庭支撑的情况下，展开一场长期的非暴力和平请愿运动。我们不提出任何政治口号，仅以“回家”二字为诉求，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幸而，该计划尚未付诸实践，知青们便已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事后，我深感感慨：我们的党确实英明且伟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未曾遗失。在知青一事上，无论错在何处，都应归咎于林彪和“四人帮”。

昔日，北上请愿团队的核心成员们齐聚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图中，位于左一者为李长寿，左三则是丁惠民，而左四则是刘先国。

“头掉了，也不过是个碗大的疤。”

刘先国是在投身运动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了核心团队。据估算，重庆知青在西双版纳的人数大约占到了总数的50%，而上海知青也占据了大约50%，各自约有两万人。至于北京和昆明的知青，合计起来大约仅有几千人。由于先国是重庆知青，因此他被吸纳进团队，并作为重庆知青的代表。在作出决策时，我们必须充分考虑群众的心态。若完全由上海知青担任领导，难免会引起其他人的疑虑。

“众志成城，好汉齐心”，胡、刘二位自始至终是我最为得力、最为信赖的助手。若无他们，我实难肩负起领导运动的重担。在运动过程中，无论遭遇何种困境，面对何种危急关头，他们始终坚定地与我并肩作战，坚守在指挥岗位，分担了我的压力，处理了无数事务。当我亲自率队北上之际，胡建国毅然决然地担负起留守版纳的重任，为我消除了后顾之忧。而刘先国则随我进京，风尘仆仆，千里奔波，途中诸多事务均由他亲自打理，使我得以有更多精力思考其他问题。版纳知青顺利返城，胡、刘二人的贡献尤为显著！此外，我麾下还有一位大将，名叫朱一平，他是上海知青，由胡建国所荐，后来担任了请愿团的秘书长。如此一来，我们的领导班子便就此搭建而成。

1978年10月16日，我的首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宣告公开发表。在定稿之前，我广泛地征集了场部和周边连队知青们的宝贵意见，向他们阐述了心中的想法以及即将付诸实践的行动。鉴于这注定将成为一场广泛参与的知青群众运动，我并未选择隐瞒或制造神秘感。最终，我的提议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与全力支持。联名信的刻印与分发等工作，都是在众多知青的积极参与下得以顺利完成。

给邓小平的公开联名信

当时，北京知青钟阿成与我同在一个学校，他也参加了最初的讨论，由于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过冲击，使他比较谨慎，担心我的行动最终会触怒上面而招致镇压。令我欣慰的是，尽管阿成没有介入这场运动，返城以后，他通过自身努力，以版纳知青生活为背景，一口气写出《棋王》《树王》《孩子王》，名蜚中国文坛，也算为中国知青争了光。

首份联名信一经发布，便迅速获得了各连知青的热烈响应。得益于地理优势，二团（东风农场）的知青们率先得知消息，他们嫌重新刻印耗时过长，于是直接索要底稿，并在当晚赶回进行抄写，制作成大幅标语。翌日清晨，这些标语便被张贴在团部门口。

我的住所迅速转变为联络的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农场知青络绎不绝地前来交流，探讨的话题远远超出了返城的范畴，这充分说明了知青群体同样对国家的未来和命运怀有深切关怀，而不仅仅着眼于个人利益。我的住处因此演变成了知青们的民主论坛与集会中心，人潮涌动，热闹非凡，我亦从中受益匪浅。学校的知青老师们自发组织起来，协助烧水煮饭，接待来访的知青，而下级连队的知青们则源源不断地送来大米和蔬菜。这场景颇似大革命时期那种热烈而沸腾的氛围。

那是一个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两名来自勐腊农场的知青，浑身沾满泥浆，闯进了我的家门。他们受农场其他知青的委托，骑行了超过两百公里，途中自行车故障，便步行推车前行。在食物耗尽后，他们只能向寨子求助，乞讨剩余的饭食。就这样，他们历经两天两夜的艰苦跋涉，终于抵达。他们进门后第一句话便是：“你是丁惠民吗？我们是为了寻找知青的真理而来。”这番话让我深感震撼，也更加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令人费解的是，尽管我所在之处终日宾客盈门，络绎不绝，但农场方面却对此熟视无睹，保持缄默。未曾有领导挺身而出，干预此事，然而，从他们闪烁其辞的眼神中，我推测他们正静候上级的指令。终于，农场党委书记莅临现场，停留了短短十分钟，其大意是：中央领导事务繁重，不宜打扰，若有任何意见或想法，均可通过农场各级组织部门进行转达和反映。我并未明确表态，只是含糊其辞地回应道：我们知青的问题或许唯有中央才能妥善解决。自此，我内心愈发坚定，联名信的方式是行之有效的，农场无法正面进行干涉。

近日，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中央即将召开一场全国规模的知青工作会议，旨在对实施已久的上山下乡政策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回顾与审视。这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知青群体理应借此机会，以实际行为来影响中央对知青问题的决策方向。因此，我决定加快运动的步伐，以期取得更为显著的成效。

勤奋刻苦地工作学习，在逆境中能保持自身清白，很少沾染不良风气，为人正直，在单位内享有较高的威信，其中许多人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并担任了连长、排长、指导员、团支书等职务。当然，他们的思想顾虑相较于其他知青更为复杂，对于运动仍处于观望状态，正处在犹豫不决之中。一旦他们加入进来，将能带动整个群体，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此次运动能否达到高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部分知青是否积极参与。

恰巧在这关键时刻，11月23日，恢复发行的《中国青年报》意外地刊发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全国各地关于知青的问题累积颇多，已到了亟需认真解决的程度。然而，对于如何解决以及何时解决，文章并未给出明确答复，只是笼统地表示相信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将会“统筹解决”。尽管如此，这篇文章与我们发出的联名信观点不谋而合，均强调了知青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众多知青消除了疑虑，部分知青甚至携带报纸与干部展开辩论。联名信活动由此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11月下旬，在景洪城郊江畔的一处旅馆中，召开了来自各农场的知青代表们的第一次联席会议。鉴于当时条件尚不完全具备，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举行的。与会者包括了四十多名代表，来自二十多个农场（营级）。如此众多的人白日里聚集一室，床铺坐得满满当当，门窗紧闭，行为显得尤为隐秘，不禁引起了旅馆服务人员的警觉，他们多次以送开水或打扫卫生为由，试图入室窥探。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加之地处边疆，这样的情形亦在情理之中。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在下午将会议转移至县汽车站的停车场继续进行。我向代表们提出了下一步开展请愿活动以及成立请愿筹备总组的计划，并得到了他们的赞同。此次会议解决了运动步入正轨后的发展方向问题，初步协调了分散在各农场的知青签名活动，为即将到来的请愿高潮打下了坚实的思想与组织基础。而这一切发生，距离后来的知青大罢工仅有不到二十天的距离。

走向高潮

有学者研究指出，1978年年末，发生在云南版纳的五万知青大罢工，堪称中国现代史上的罢工之最，其在参与者数量、规模、持续时间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均超越了著名的“二七”大罢工。然而，对于版纳的知青群体而言，这一事件并无深远的意义。他们的诉求简单直接，即渴望返乡，并不意图与任何级别的政府产生冲突。至于罢工，它并非我的既定计划，而是形势所迫下的突发之举。

自首次联席会议召开之后，局势发展呈现出加速度，即便那些位于深山、紧邻国界的偏远连队亦纷纷行动起来。各农场知青以营为单位，连为群体，相互联络，自发组织集会，公开讨论联名信的内容及未来的行动策略。时机正日益成熟。

在一片繁荣景象面前，我心中却涌起一丝莫名的忧虑。随着运动的逐步推进，知青群体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他们过于乐观，言辞夸张，对于未来可能遭遇的挑战缺乏深思熟虑的准备。在组织纪律方面，他们自视甚高，大有“唯我独尊”之态，缺乏全局意识，我行我素。在此期间，一些农场陆续出现了知青无故停工停产、拒绝上班，甚至与农场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现象。对此，我深感忧虑，特地发布通知，强调大家要以大局为重，尽量避免与农场产生矛盾。要求所有停工停产的知青立即无条件复工，严格遵守农场的规章制度。我深知，这是多年来知青在农场承受过多压制和打击的结果，但若任由这种趋势蔓延，必将对运动的正常进行造成损害。

在一场会议中，我向众人警示：罢工，乃是我们手中的最后一根合法抗争之杖。尽管宪法尚未剥夺公民罢工的权利，但除非万般无奈，切不可轻率地动用此手段。若要举行罢工，必须满足三个必要条件：首先，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切不可因琐事而轻率发动罢工；其次，必须拥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并配备相应的监督机制，避免出现放任自流、无人管理的局面；最后，必须实现全体知青的统一行动，唯有众人齐心协力罢工，方能形成足够的震慑力。

不久后，来自橄榄坝农场的几名北京知青寻至，提出将罢工的决定权交由各农场自主决定。我即刻拒绝了他们的请求。随后，他们又提出让我将指挥权交给他们，声称自己能获取高层的态度和消息。即便我同意，又有几位版纳知青会遵从他们的指挥呢？这些人的要求并未停止，他们竟将我提前下发给各农场骨干、用于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的文件，公然贴于景洪街头的显眼位置，并涂鸦了一则标语：“我们想回家，无需总指挥”。我的计划因此提前曝光，陷入不利局面。这种公然制造分裂的行为激起了众人的愤怒，不少知青提议出动人力驱散他们，但我并未批准。这一分裂行为只是少数人的行为，而策划此事的并非知青，背后必有他人操纵，意在挑起内斗，破坏运动。我并未采取报复行动，仅是让人用相机记录下标语，作为证据。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刻：公元1978年12月8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各农场知青代表举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二次联席会议，会议在景洪招待所隆重举行，标志着这场运动的白热化阶段正式到来。这场关乎知青命运的伟大抗争由此揭开了序幕。来自七十多个农场（营级）的一百二十余名代表齐聚一堂。会议通过了多项决定与决议，并正式选举成立了这场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筹备总组，同时在各农场设立了相应的分组和小组；我荣幸地被推选为总指挥；会议还通过了由我执笔的，汇聚版纳五万知青心声的《请愿书》，即第三封联名信。

当日午后，筹备总组正式发布成立通告，向公众阐明本组织的职责与职能，并郑重承诺，一旦圆满完成请愿使命，组织将主动解散。与此同时，亦发出严正警告：若遭遇不公的指责，筹备总组将依据情况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至此，版纳知青的势力已臻成熟，锐气十足，显露无疑。

在会议进行的间隙，我部署了两支工作组分别前往州委以及农垦分局，向领导们进行了汇报，并请求他们为即将进京的请愿团提供必要的通行证。同时，我还要求在请愿团启程的欢送仪式上，公安部门能够协助维护现场秩序。此前，我们曾考虑举办一场万人大会，以壮请愿团的行进声势。此举措旨在占据舆论先机，争取主动权，并向地方政府发出信号，以防日后在北京的行动中，他们怪责我们“未经党委同意就开展革命”。然而，对于这些要求，我内心深处并未抱有任何期待，深知难以得到满足。

知青归来汇报，竟发现州委及农垦分局的领导均杳无踪影，即便理应留守的副职干部亦未在岗，此情此景不禁令人疑窦丛生。我遂率领众人亲赴州委，果不其然，整个大楼寂寥无人，每一间办公室的门皆紧闭，唯有知青办公室有两名工作人员，面对询问亦一问三不知。在他们的协助下，尽管跑了好几趟，却始终未能找到领导，这显然是借口。据传闻，地方政府及各部门的领导均聚集于小招待所召开紧急会议。我不想过于催促，便请工作人员转告：若领导们确实公务繁忙，我愿意在此等候，只望不要拖延太长时间。然而，直至深夜，才有一位自称是知青办副主任的干部现身，我们再次陈述来意，他犹豫片刻后摇头离去，此后便音讯全无。那两名工作人员则一直陪伴我们守候至天明。

在第二日的漫长白天，我们陷入了无尽的等待之中。没有回应，也没有任何高级干部露面，仿佛所有的领导都决心避而不见。随着夜幕的再次降临，代表们已经等待了近三十个小时。这不仅仅是被忽视的问题，背后是一百多名代表背后五万版纳知青的期盼目光。长期以来，农场知青的问题堆积如山，各种冤屈和错案令人愤慨，政策落实不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个别知青自身的问题，当地政府官员也承担着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若非我等普通知青有何等能力，仅凭几封信就能动员起如此众多的人？如今，知青们欲前往北京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倾诉冤屈，然而他们却选择回避，甚至不愿相见。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事态，激化矛盾。

“官僚误国！”我忍不住仰天长叹。八年的满腔怨气瞬间涌上心头。我本不愿引起任何纷争，已尽我所能地克制忍耐，然而，等待并非长久之计，事情终需有个了断。于是，我下定决心：走上街头，举行游行。口号声在夜空中回荡，附近的农场知青听闻消息后纷纷赶来，为我们的代表呐喊助威。师部（农垦分局）警卫通讯排的知青们也携带武器赶到现场，他们生怕代表们遭遇不测。

自即日起，全体签名的知青将举行无限期罢工，以抗议州委少数领导对知青正当诉求的官僚主义作风……”总组随后决定：首批请愿团将于15日正式启程北上，并命令现景洪的代表即刻返回农场，传达总组的罢工命令及相关措施，迅速筹集经费，推举请愿代表，搜集控诉材料……

在短短的数日之内，版纳垦区的指挥系统尽数陷入瘫痪。仿若昔日“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景象，知青们迅速接手各自农场和连队的实际指挥权。他们依照总组的规定，公布了罢工纪律，并成立了执法纠察队伍，以维护罢工期间的秩序和治安，再三重申不得侵害老职工的利益。以往那些偷鸡摸狗的恶行不复存在，农场因而变得更加纯洁。知青们纷纷慷慨解囊，捐钱捐粮（票），热情高涨，空前团结。平日里关系不和的知青也摒弃前嫌，变得亲如一家，人们的灵魂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净化与升华。人人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沉浸在犹如节日般的欢乐之中。

罢工行动最终取得了胜利，五万名知青在“回家”的旗帜下汇聚一堂，放下手中的劳动工具。然而，此时我却面临了挑战。临时发起的罢工打乱了原有的计划，形势发展迅速，一夜之间，一切都变得急迫而匆忙，不容我们按部就班地行事。事务性工作如洪水般涌至，我一时感到手忙脚乱。问题是总组内部的职能机构尚未建立，我只能和胡、刘现场指派人员执行任务，居然就这样应对了局面。为了防止在忙碌中出错，我采取了以多取胜的策略，原本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我通常会指派多人共同完成，这样既可以相互监督，又能互相商议，人多自然办法多，以拙劣弥补技巧的不足。毕竟，罢工期间人手充足。大家也乐意听从我的调配，并非因为我担任总指挥，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愿意为知青们尽一份力，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

13日，我带领团队抵达景洪，指挥部依然设在景洪农场的招待所内。这是一座宽敞的四合大院，能够容纳约两百人同时住宿用餐，四周环绕着茂密的胶林，距离市中心不过一公里之遥，地理位置与环境均堪称上乘。次日，代表们陆续报到并汇集，忙碌与紧张的氛围弥漫于各项筹备工作之中。这日对我而言，成为了人生中最为繁忙的时刻，我几乎日夜不停地召开会议，接待代表，倾听他们的汇报……

14日，省委工作组抵达景洪。面对五万知青的大规模罢工，州委即便胆量再大，也不敢对此事隐瞒不报。省委对此事态的严重性高度重视，迅速命令省知青办与省农垦总局从相关部门紧急抽调精英力量，组建了一支工作组，他们夜以继日地赶往版纳，旨在深入了解情况、稳定局势，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扩大，并劝阻知青们切勿前往北京，鼓励他们在当地寻求解决方案。

景洪知青会聚

抵达景洪的工作组在克服旅途辛劳后，迅速听取了州委及农场部门的汇报，震惊地发现形势的严峻性远超之前的预想：罢工已经发生，知识青年已形成独立团体，他们的行动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纲领的，声势浩大，规模空前，这已不再是过去个别农场少数知识青年的“闹事”，而是集体反抗行为！知识青年提出的返乡诉求，不仅工作组无法回应，连省委也无权处理，如此情形又怎能“就地解决”？除了指责地方干部无力，导致问题恶化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对策。因此，工作组决定先与知识青年接触，了解几位领头人的身份。

我推测，此行工作组的任务主要在于进行劝慰和缓解情绪，对于知青们的返乡请求，实际上很难予以满足。然而，作为省委的代表，若对此置若罔闻，将来若中央有所责难，我们将会陷入被动局面。知青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此时省委出面进行调解和处理，实属理所当然。那便见上一面吧，既要合情合理，又不宜给对方留下把柄。

在农垦分局的会面中，双方氛围显得格外平和，并未出现争执对峙的场面。然而，几位陪同的地方领导此刻却仿佛成了局外人，心事重重，沉默不语。工作组阐明来意，承诺将在职权范围内竭尽所能满足知青们的合理诉求，携手妥善解决此事。他们的态度无可挑剔。知青们主要提出了两点要求：首先，他们认为罢工的根本原因完全在于地方领导的失职；其次，他们无意给云南各级政府制造难题，也没有额外的要求和条件，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够返回家乡。如果省委无法给出答复，他们希望能够直接前往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

此次罢工的起因复杂，不宜急于追究责任归属，后续处理将由上级部门负责。知青群体有权继续罢工，而农场及地方当局不得予以干涉。至于其他事宜，双方将继续进行深入讨论。工作组已将我们的返乡诉求汇报至省委，省委承诺将向上级部门请示，并表示问题仍有协商空间，的大门尚未完全关闭。

我之所以决定暂缓北上，继续进行商谈，这主要基于两个关键因素。据工作组透露，他们刚刚接到省委的通知，指出在北京举办的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已经落下帷幕，预计在最近的一两天内，将公布会议的正式消息以及其具体精神。此外，在晚餐前的短时间内，我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请愿代表中，有人悄悄携带了匕首及自制的火药枪，他们明确表示，如果中央政府不允许知青返回家乡，他们便不愿生还，这一行为仿佛重现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场景。

我的心情骤然紧绷，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失误：先前过于关注如何激发知青们的热情，却忽略了对他们自身素质的培养。在部分农场中，曾出现过一种倾向，即选择那些言辞最激烈、最无畏牺牲、不怕牢狱之灾的人作为代表，前往北京。我对此并未给予足够重视，以为这只是个别现象，认为言辞粗鲁、纪律松散并不至于造成大问题，大部分代表还是值得信赖的。然而，我却忘记了“一粒老鼠屎会坏了一锅汤”的道理。带着刀枪前往请愿，一旦被扣上帽子，又有谁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呢？

幸而察觉得早，立刻权衡了两种应对策略。其一是进行个别谈话，阐明利弊，劝其主动上交武器。然而，这些知青性格鲁莽，思想观念的转变并非易事，即便他们交出了武器，也难以保证他们不会从其他途径寻求武器。另一种策略则是将他们驱逐出请愿团，以消除祸患，但这样的做法难免会引发冲突。当时，景洪城内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农场知青，一旦发生争执或内斗，后果将不堪设想，不仅会危及整个运动，还会带来更多麻烦。在反复权衡之下，我始终无法下定决心，真是内忧外患，处境维艰，且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深思熟虑。

夜幕低垂之际，我宣布了次日出发的推迟，具体时间另行通知。话音刚落，四周立刻陷入热烈的讨论，各种猜测与指责如潮水般涌来。我本可以轻易地同意按原计划出发，但那样做无疑是对五万名知青极大的不负责。我必须耐心等待中央的进一步指示。

多年之后，当我回顾并总结这段历史时，我深刻地意识到，在每场运动中，总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任何人都能发表比领导者更为激进的言论，这些言论或许正确，或许错误，但无论正误，他们都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相较之下，领导者却必须独自承担整个运动成败的重担。这正是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差异。幸运的是，在运动的关键节点，我经受了考验，牢牢把握了时机与方向，未曾随波逐流。

率团北上

12月15日，中央广播电台宣布了重大消息：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圆满结束，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并与代表们会面。会议决定持续贯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并在《试行草案》中明确，今后国有和军垦农场的知识青年将不再享受国家特殊政策照顾，而是被视为普通农场工人。提及这一决定，有人不禁想起马蜂炸窝的场景，当时的知识青年情绪更是激烈百倍。“这算什么决定？我受够了八年的苦，现在连个名分都没有了。”“拼了，反正日子过不下去了，大家拿起武器，去缅甸打游击！我们这么多人，还怕谁？”一时间，愤怒的情绪如潮水般涌动，我敢断言，若那些举手赞同决议的人亲临现场，恐怕会被愤怒的人群撕成碎片。

我们常言要回归和传承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频繁强调要贴近和关照人民群众的根本福祉，知青议题关乎无数家庭，怎能轻率对待？少数人闭门讨论，竟可左右千万人的前途？是否提前听取了知青及家长的看法？……在情绪平复之后，我认为中央可能受到了误导，各级地方政府长期遮掩事实，只报喜不报忧，导致中央判断失误，决策不当。因此，我们必须立即前往北京，直面中央陈述真相，反映知青的真实心声，协助中央纠正错误，重新作出正确决策，以确保社会稳定和团结，共同推进“四化”建设的大业。

然而，眼前这支队伍的构成与当下的情绪，是否足以肩负如此重任？一旦行动出现任何失误，整个队伍可能就此覆灭，再无翻身机会。我顿时觉得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几乎难以承受，但我绝不能有丝毫退让。这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关头，关系到五万知青的未来！

尽管我尚未理顺思绪，局势的急剧变动并未给我留下太多周旋的空间。那些对我推迟北上之举表示强烈不满的知青，竟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召集了全体代表于饭厅集会，并且成功说动了胡、刘二人，试图与我正面交锋。当时的情况确实颇为紧张，我迅速估算了一下，凭借我的威望，即便如此，大约仍有半数代表会对我保持信任与理解。于是，我决定冒险一搏。

踏入会场，我暗自告诫自己：无论遭遇何种境况，务必保持冷静，即便代价再大，亦须竭力避免内部纷争。会场内气氛凝重，众人的目光如炬，齐刷刷地聚焦于我。我仅轻描淡写地言简意赅：“我决定暂时留步，若确需离去，我亦不强求，先行一步无妨，各位代表请自行决断。”局势迅速清晰，代表们即刻作出各自的选择，要求次日离去的共有43人，占总数的约三分之一，而其余代表则表示将遵从总组的安排。形势出乎意料地平稳，一场可能爆发的内讧得以化解。

在此情形下，工作组突然接到不知来源的消息，声称我因拒绝北上而受到攻击，于是派来车辆假意商议，将我接走，让我感到十分困惑。当晚，我确实实施了应急措施，但这并非为了个人安全，而是指派了我农场的数十名男性知青保护负责财务的知青住所，防止在混乱中有人趁机抢夺一笔高达一万元捐款，毕竟数额巨大，怎能不高度重视呢？

踏入招待所，我将次日即将启程的代表们，上海知青黄玉海与重庆知青刘庭明召集至室内。我逐一向他们详细说明了途中需留意的各项事宜，并指示财务部门预支600元作为活动经费。观察他们那游离不定、略显迷茫的眼神，我深知他们的心绪早已随着旅途的风起云涌而飘向远方，我的话语对他们而言，不过是耳畔的微风罢了。

16日的清晨，伴随着数千知青的热烈欢送，我陪伴他们直至澜沧江桥畔。在请愿团的旗帜下，我们一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相互叮嘱保重，并逐一握手道别。目送他们渐行渐远，心中不禁涌起一丝苦涩。他们中许多人，在第一封联名信公布之初，便毫不犹豫地勇敢站出来，坚定地表达支持。或许是历年的磨难与不幸，让他们变得急躁，不顾一切地奋勇向前。他们的征程必定充满艰辛，未来充满未知与挑战。我比任何人都深知，这种分裂对知青们造成了何等深重的伤害。为了大局，有时不得不牺牲局部。如今，主力部队得以保全，思想更加统一，行动更加协调。只要总组的旗帜依然飘扬，人手不足可以增补代表，资金短缺可以再次募捐，这正是胜利的基石所在。

送走首批代表后，心中不禁感到释然。一方面，紧急召开会议，旨在稳定与会代表们的思想情绪；另一方面，悄然部署人员，重新制作请愿团的大旗，并采购所需器材物资，以备随时北上行动。与此同时，我们亦持续与工作组进行周旋。

不应干扰国家的战略安排。我心中自有打算，尽量避免深入讨论具体问题，而是谈论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我打算以此拖延时间，等待时机，心中默默盘算着新行动的准备情况：宣传材料是否已经备齐？第一批代表是否已经启程？他们距离昆明还有多远？从景洪到昆明需要四天的车程，我留有缓冲，估计五天就能到达。那么，最晚20号他们应该抵达昆明。届时，我将准备出发。问题在于，我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来摆脱工作组的纠缠。

赴京请愿代表

鉴于农场方面违背了先前达成的协议，知青们决定中断谈判，并即刻前往北京。

坚持罢工！决策既定，我们彼此沉默良久，他知道我此次决心已定，不惜一切。沉默了许久，他才缓缓开口：“让先国随你一同去吧。”多年的友谊与信任，尽在这一语之中。

代表们夜以继日地整理行囊，沉浸在即将投入战斗的激动情绪中，而我却因疲惫不堪，只能倚靠在床榻之上，逐一发布命令，详尽地交代各项事务。我从代表中精选了56人组成北上的队伍，其余人则留在了农场继续辛勤工作。代表们在背后自行商议，为我安排了一副行军担架和一名专职的勤务员，专门负责沿途的饮食和起居照顾。此外，他们还特别指派了一名担任卫生员的女知青随团出发，携带药箱以备不时之需。这位女知青新婚不久，且已怀有身孕。遗憾的是，由于旅途中的过度劳累，她抵达北京后便出现了流产的迹象。得知此事后，大家立即派人将她送回重庆老家接受治疗和休息。

18日的清晨8时，请愿团队启程出发。于街心花园，他们举行了一场庄严的宣誓仪式，伴随着激昂的国际歌旋律，成千上万的知青们热情地送别，他们就此踏上了漫漫的北行之旅。

躺在担架上，我随着战友们的步伐，缓缓地跨过澜沧江大桥。两天前先行出发的队伍，与我相隔仅三百多公里，却不幸遭遇了灭顶之灾。那地方，名叫通关。18日的清晨，他们正享用着早餐，负责管钱的知青忽然发现，装着全团经费的手提包不翼而飞。那四千多元，是知青们一毛一元攒聚起来的，蕴含着他们辛勤的血汗。通关，不过是一个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庄，街道狭长不足百米，仅有七八家小食店和商铺，坐落在山巅之上，两侧尽是险峻的悬崖。街道上除了来来往往的车辆，鲜少有人闲逛。事发前后，似乎并无陌生人接近过知青，而几十个凶神恶煞的知青聚在一起，即便是再大胆的窃贼也不敢轻易下手。慌乱的知青们四处搜寻，几乎要把这座小小的通关翻个底朝天，却依然一无所获。后来传闻，是公安部门派出的便衣所为，目的是为了阻止知青们前往北京。然而，我认为这不太可能，我们的政府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情。但这笔钱的失窃，却成为了通关的千古之谜。

指挥核心为团直属组，我担任团长，刘先国出任副团长，同时设有秘书长、司务长、财务出纳、卫生员等职位。下辖宣传组、写作组、纠察组、后勤组，而尚未分配具体任务的代表则被编入机动小组。如此一来，全体成员对各自岗位和职责一目了然，指挥调度也变得更加高效便捷，便于长途跋涉。夜幕降临，我负责填词，一位通晓音乐的代表负责谱曲，《请愿团团歌》应运而生。纠察组长李长寿临时担任教官，不到一小时，全体成员便熟练掌握了这首歌。

版纳知青在行动

21日，我们抵达了杨武，这个地方距离昆明不过一百七八十公里之遥。换言之，仅需再有一天的时间，我们便能抵达省会昆明，并在那里乘坐火车直达北京。然而，连续多日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使得队伍的体力消耗颇大。自景洪的亚热带气候区出发，随着我们一路向北，气温逐渐降低，代表们身上仅有的几件单衣显然难以抵御北方的严寒。两天前，在经过普洱县城时，我目睹了一种两尺见方的婴儿棉被，便指示司务长全部购买，共计两百多条。据我设想，将两块棉被合在一起，便可制成一件棉背心，而将一块棉被卷起，则可成为一条棉裤腿。虽然这种样式略显奇特，但穿在身上依然能够保暖，非常实用。在途中，从返回农场探亲的昆明知青口中得知，第一批代表因经费问题，在昆明陷入了纠纷，情况颇为棘手。因此，我们决定在杨武休整一日。我特别叮嘱司务长提升伙食标准，改善大家的生活条件，让大家能够吃得更好一些，以便尽快恢复体力。

请愿团途中小憩

初闻代表们失窃的消息，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怒火：区区四十余众男子汉，竟连一个小钱包都保管不住，如何能肩负起请愿的重任？尽管气愤，但问题仍需解决。我向财务了解情况，得知尽管大家一路节衣缩食，账面余额也已不足六千元。尚未抵达昆明，距离北京尚有长路漫漫。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咬紧牙关，指示财务拨款700元。那位知青面露愁云，犹豫良久后才勉强凑齐了钱，离开时还不忘嘟囔一句：“他们自己弄丢了钱，又能怪谁？”

知青宣传画

将小L唤至房中，我打算派遣他前往昆明运送款项。提及小L，有一段小插曲值得一述。他曾是二团重庆的知青，上唇留着一抹斯大林式的八字胡，体格健壮，气宇轩昂。原本，他是“走派”的一员，但在出发前的16日，有人让他“潜伏”下来，暗中观察我是否会“叛变”。我虽心知肚明，却未表露丝毫。18日，我离开景洪时，也未曾找个借口将他留在了农场，正是想让他亲眼见证我这个总指挥的分量。近日来，他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私下里他对人说道：“歪打正着，留下来是对的，跟对了人。”因此，派他去昆明向首批代表传达我的近况，他的话语将更具说服力。还有一个原因，我在财务登记中并未发现该农场知青捐款的记录，推测这笔钱可能还在他身上。于是，我让他单独前往昆明，希望他能够借此机会弥补过错。我指示小L转告昆明的代表：要么返回农场，请求农垦总局派车来接；要么在昆明原地等候我的消息。昆明与版纳迥异，行事不可草率。

首批代表遭遇挫折，让我心中增添了几分忧虑。看来，前往昆明的计划恐怕难以成行。即便省里不再阻拦，首批代表恐怕也会持续向我施压。同时，我也面临着经费短缺的困境。经过反复权衡，我决定暂时不再过多关注他们的问题。幸好有小L提供的明暗两笔款项，至少可以暂时缓解食宿上的压力。但愿他们不要再制造麻烦，如此便已心存感激。

22日，在杨武举行的会议中，我正式发布了新的行动计划。整个团队被划分为三个小组，其中第一、第二小组分别前往上海和重庆，肩负着向家乡的父老乡亲阐明知青返城运动的宗旨与要求，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广泛开展宣传，扩大影响力，为第三阶段计划的顺利实施提前打下坚实基础。由28名代表组成的赴京小组，由我亲自率领，采取隐蔽行动，力争迅速抵达北京，一举完成请愿的重任。会议期间，无人提出任何异议，方案得到了全票通过。大家均深知当前形势的严峻和时间的紧迫。

23日的清晨，上海与重庆的代表们仍旧身披显眼的代表标识，踏上了前往昆明的征途。与此同时，赴京的代表们则隐匿身份，假扮成一群结伴归乡的知识青年，于距离昆明约一百公里外的峨山县境内巧妙地潜入成昆线上的一个车站，并于当晚悄无声息地登上了开往成都的列车。如此一来，我们便从众人的视野中悄然消失。

事实表明，杨武的战术调整既及时又十分必要。他采取分兵三路、暗中主攻的策略，让我们能够迅速、果断地摆脱一切不利因素的束缚，确保了主力部队能够迅速赶赴京城。这一策略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整个运动的胜负。

请愿团的卫生员

要么返回景洪，那里离通关点仅约三百公里，却与昆明相距五百公里；要么原地滞留，派人与我取得联系后再做决定。或许是男子汉的自尊心，或许是知青代表的使命感，驱使他们不顾一切地继续前行，然而经费丢失的困境并非单靠勇气就能克服。18日夜晚，他们抵达墨江，由于找不到外部线索，他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内部，怀疑内部可能有人暗中勾结，共同作案。因此，他们成立了“专案组”进行内部调查。然而，这却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

“单兵勇不足，群将亦无谋”，这一失误导致请愿团瞬间陷入混乱，成员间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寒冷的天气中，每位知青被迫脱衣接受搜查，幸运的是，每个人都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因此并未出现抗议或不满。实际上，这样的做法是多余的。那时百元大钞尚未流通，4600元现金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岂是轻易能藏匿于身的？搜查一无所获后，有人提议，不如先将各自的零钱汇总，待抵达昆明后再行处理。

这批代表抵达昆明时，已是弹尽粮绝，只得无奈地求助于省委和省农垦总局。在他们的安排下，代表们被安置于旅馆，得以免费享用食宿。尽管条件简陋，但相较于街头露宿，已是极大的改善，不至于饿着肚子。这种寄人篱下、进退维谷的困境，让知青们倍感尴尬。省里的领导与代表们多次交谈，他们牢记使命，坚持前往北京请愿，请求省委提供便利，包括免费的车票。然而，谈判始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为了筹集资金，他们高举旗帜走上街头，进行演讲募捐，围观者众多，场面颇为壮观，但真正慷慨解囊的人并不多。在那个半饥饿的贫困年代，人们或许会对你表示同情，并在精神上给予慰藉，但未必愿意慷慨解囊。即便是我们号称的五万知青，总共也只募得了一万多元。这份滋味，唯有身为总指挥的我才能深刻体会。

知青在昆明亦向公安部门提出了报案。据称，公安部门的回应是：只要你们不前往北京，这笔钱日后定会追回，并归还给你们。我猜想，关于公安便衣盗窃的传闻或许正是源于这一事件。

屡遭挫折，知青们将满腔的怨气都汇聚到了几个“嫌疑分子”的身上。在“专案组”的密室中，时常传来令人不寒而栗的惨叫。一团九营的叶姓上海知青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殴打，几欲从楼顶跃下，幸得小L及时赶到，目睹了这一幕，他无法坐视不管，遂出言劝阻。小L本就是“自家兄弟”，且特意在雪中送炭，自然受到了众人的热烈欢迎。然而，他的内心早已凉透，在将身上所有的钱财悉数捐出之后，第二天便不告而别，径直前往成都与我汇合。

叶姓的知青在景洪与我重逢时，泪水纵横，痛诉其遭遇。他曾向省公安厅报案，但对方却以不涉知青内部事务为由，仅给了他一张回家的车票和一张沿途免费食宿的凭证，让他自行回农场解决。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无言以对，只能劝他尽快完成户口手续，返回上海。后来，第一批代表透露，叶姓的知青在途中鼓动前往新疆、内蒙古和黑龙江，策划所谓的“全国知青大行动”，即逃往苏联进行反抗。他的“左”倾思想比其他人还要极端，令人反感，因此大家趁机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终将他开除出团，驱逐至街头。

“我是知青！”便能轻易应对。

24日午后，知青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行闯入车站，登上驶往北京的列车。省委随即下令暂停列车发车，并将情况紧急上报至国务院。列车内外，双方陷入僵局。至25日，国务院办公厅向云南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尽力安抚，教育知青以维护安定团结为首要任务；若情况实在难以控制，可派遣数名代表赴京反映实情。当时，局势对知青颇为有利，若处理得当，这无疑是一个摆脱困境、迈向胜利的关键转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代表们未能抓住这一机遇……

“我们便是首批代表。”但省方并未重视“首批”这一身份，在他们眼中，知青们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双方的对话很快陷入了僵局。

知青们手持旗帜，整齐列队向火车站进发。此次，车站早已做好了应对，远远地望见他们，便迅速封闭了检票口，转至另一地点进行检票；待知青们赶到，又迅速关闭了新设的检票口，打开了之前的检票口，仿佛在进行一场捉迷藏的游戏。经过数轮往返，奔波劳顿的知青们逐渐失去了耐心，有的甚至攀爬人梯翻越铁栅栏进入站内，大门被他们一拥而入。站内的民警和工作人员上前阻拦，双方纠缠在一起，场面一片混乱。最终，在混乱中，多人受伤，其中一名名叫张的上海知青伤势较重，陷入了昏迷。

青年知识分子的遭遇引起了强烈的不满，他们情绪高涨，甚至有人提出极端的卧轨行动，这一提议意外地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随后，众人合力将失去意识的知青抬到铁轨上，并在其上方覆盖了鲜艳的请愿旗帜。在激动的情绪中，没有人去深思此举的严重后果。与无票乘车赖着不下车相比，这完全是两码事，后者顶多是个教育问题，而卧轨阻截则性质截然不同，后果难以预料。

当开往北京的列车遭到拦截后，车上的乘客纷纷涌向其他轨道，誓言要让所有列车都受阻。这一事件导致进出昆明的所有列车被迫停运，万名旅客被滞留在车站，局面迅速升级。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舆论一片哗然，震惊了朝野。中央高层终于被此事激怒。随后，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五位中央领导人联名签署了“三点紧急通知”，迅速传达到各级部门：（1）铁路作为国民经济的生命线，绝不允许任何个人或组织擅自拦截；（2）对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的殴打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若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政府将依法予以严肃处理；（3）昆明的农场青年职工应迅速返回农场，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努力实现抓革命与促进生产的双重目标。

请愿团至天安门广场

车站内不断回荡着“三点通知”的广播，然而知青们却依旧躺在铁轨之上，毫无动静。夜幕降临，当九点钟的钟声敲响，昆明车站实行了戒严，候车室中的旅客被紧急疏散。广场上，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和警察将车站围得严严实实。省委似乎准备采取武力手段。在这关键时刻，那些冲动的知青们终于意识到了现实，他们那曾经的豪言壮语在冰冷的枪口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无奈地离开了车站。一场可能发生的血腥惨案得以避免。

在天安门广场请愿

金水桥畔

一夜之间，局势骤变。版纳农场广播喇叭反复播放“三点紧急通知”，大家不明真相，只知道代表在昆明出事了，情绪受到严重挫伤。当时正准备进行对越自卫战，军车来往频繁，部队云集，边疆形势非常紧张，搞得人心惶惶。更有谣言说：部队是来镇压知青的。面对种种压力，知青们咬紧牙关默默承受着，没有一个农场一个连队因此而复工。大家都焦虑地盼望着我们的消息。

此时我们已在四川境内，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24日晚到达成都后，又立即登上向北的列车，下半夜在德阳下车，住进车站招待所。天一亮，全体代表便忙碌起来，为赴京请愿做最后的准备，开足马力印刷传单，抄写大字报等。我亲自起草了《告全国人民书》，再一次表明知青不想与政府对抗、只要求回家的态度。当晚，全体代表登上直达北京的列车，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27日晨，请愿团到达北京。天安门前、金水桥畔，代表们展现了两幅布标：“我们要见华主席，我们要见邓副主席”、“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按预先布置，讲演组的知青各自为战，拉开圈子进行讲演，宣传组负责散发传单资料，纠察组维持现场秩序，一切井井有条，忙而不乱。当天晚上，消息灵通的境外电台发出头条新闻：中国云南的知青请愿团到达北京……版纳知青从短波收音机里得知了消息，兴奋不已，连夜奔走相告，精神重新振奋起来。

傍晚时分，我们被接到农林部招待所，那时农垦总局刚刚组建起来，由农林部副部长赵凡兼任农垦总局局长、党委书记。刘济民副局长很快赶到，再三抱歉来晚了，他告诉我们，赵凡已奉命率中央调查组赴版纳，同时埋怨云南方面没有事先通知我们会来，还是接到天安门广场管理局的电话，才知道我们已到了。

代表们在北京受到了热情真诚的接待。中央指示有关部门先与我们接触，听取汇报，了解情况，以便最后决策。在北京的短短几天里，各种会议不断，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全国妇联、劳动部、民政部等中央部委都派员与我们会谈。劳动部部长赵志坚还亲自参加了其中一次会议。双方共同讨论知青问题，尤其是针对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通过的几个政策性文件，我们提出了不同看法，强烈要求中央及有关部门实事求是地重新审视知青实际情况。我以请愿团团长的名义，正式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建议书，列举了知青应该回家的六条理由。经多次会谈交流，双方有了充分的沟通理解，气氛愈来愈融洽。

30日，刘副局长和办公室主任贾大秦来跟我们谈，他们起草了一个文件稿，里面说丁惠民等28位同志上来反映问题是正当的，反过来，丁惠民等同志应该农场知青尽快复工。最后作为农垦总局1979年1号文件向下传达。

中央内部情况，我们不清楚。在知青返城这个重大问题上，赵凡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可能起了很大作用，这点应该承认，他可能把自己在下面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如实地向中央做了反映。最近听刘晓航说：直到1979年1月23日，中央才正式同意云南知青返城。他是拜访赵凡以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

在紧张的工作中，迎来了1978年岁末，第二天就是元旦佳节了，晚餐时，我破例让司务长每桌上一瓶葡萄酒，以示庆贺，祈望新的一年中广大知青能实现返城的愿望。晚上，刘副局长来到招待所看望全体代表，与我进行商谈。双方很快达成一个协议：国家农垦局将以正式文件的方式，确认请愿团的合法性质，作为交换条件，我同意同时下达复工通知。这一实质性的成果表明，版纳知青自发的请愿活动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为下一步知青返城铺平了道路;还表明，通过几天的沟通对话，中央对版纳知青的实际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昆明卧轨事件并不能代表广大知青的真实意愿，只是少数知青的莽撞行为。中央已实事求是地把两者区分开来。

请愿团的首要任务，是当面向中央领导人递交请愿书，其身份必须是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者。元旦刚过，得到有关方面示意：知青代表在京人数不宜过多，是否可先回去一部分抓革命促生产。这又是一道难题。二十多名代表随我历尽艰辛，才到达北京，留谁去谁都难以取舍，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最后决定暂时不把真相告诉大家，以后再向这些同志道歉吧。我以加强上海、重庆两小组力量为由，只留下包括我在内的10名代表，其余人又分成两组，赴上海、重庆工作。3日下午，赴上海的先走了；4日上午，我把赴重庆的代表送上车。刚回到招待所就接到通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将接见全体代表。到了王震处，民政部部长程子华、中央一些部委的同志也在座，看样子他们已经等候一阵了。

请愿团代表名单

开始进去，气氛比较融洽，大家先说些客套话。在请愿团内部，去以前讲清楚的，由我主讲，其他人不要随便插嘴。王震讲话有点儿听不懂，他是湖南人，用家乡话。我恰恰在湖北待过一段时间，湖北和湖南话接近，懂得多一点儿，有些知青没听懂。王震首先批评我们的做法不对，我们当时都戴着红布条、代表证，他说：你们应该把它取下来。我装傻，没理会。过了一会儿，他又讲了一些其他的话，都他一个人讲。他干脆弯着身子，两手抱拳，冲着我作揖，说：你们把它取下来，安定团结呀。就这样对着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我还是没吭声，停顿了一下，才把红布条上的别针打开，把布条取下来。代表们一看我动手，才一个个把布条取了下来。这个细节，过去没人敢讲。

请愿团在毛泽东纪念堂前合影

接见的过程很简单，从头到尾一个多小时，几乎都是王震在讲，有一半时间是在骂“四人帮”。他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在谈到具体问题时，这位老前辈似乎认为我们是因为找不到对象才闹到北京的，于是，他很热心也很认真地告诉我们：准备亲自去找邓大姐，请她从山东多找些姑娘到版纳来。他也没忘记顺便宣传一下晚婚晚育的基本国策：“晚点结婚怕什么?当年我们都是三十多岁才结婚的嘛。”我想解释一下，又不忍扫他的兴。最后，他让我们知青也讲几句，我感到自己无话可说。他老人家已经给我们定下了方向：“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周总理，陈毅，还有我都去过，希望你们要把它建设好……”后来，程子华也讲了几句，不过有句话有点儿没听懂：“回去后，不要说‘我们胜利了’。”什么意思?这里面是否包含着某种玄机?当时来不及细想了。我知道在这种场合下，你讲什么都没用，一不小心还会影响“安定团结”。

回到招待所，我着实费了一番脑筋去琢磨，总算明白了，其实王震什么也没讲，他只是在重复报刊广播里天天说的那些话，这就是政治，它的功能不是用来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是让各方都感到自己胜利了。你看，中央首长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专门接见知青代表，给予亲切教诲，这足以证明中央是重视关怀知青的;作为知青来讲，不远万里，历尽曲折来到北京，终于见到了想见的人，请愿书也当面递交了。回去后对所有的知青兄弟姐妹们也算有了交待。问题是，五万知青返城的户口找谁要呢?王震肯定是不管户口簿之类的俗事，那只有找云南、上海、重庆的地方父母官去要了。看来，待在北京已没有多大意义。

正巧，这时又来通知：王震副总理请代表去看电影。如在从前，这可是皇恩浩荡般的喜事，多少人一辈子也遇不到这种机会。但我以身体不适表示谢绝，其他代表也各找理由搪塞。来了四次电话，前三是国务院办公室来的，当时农垦总局派了一位姓董的老同志陪着我们当联络员，就住在农林部招待所，跑前跑后。这次可真的把他急坏了，左劝右劝磨破了嘴皮，一直拖了两个小时。中央领导请你们看电影就是不去呀，这样的事真没有过。

当时为什么坚持不去?因为王震讲话老是批评我们这样那样的，我认为不对。王震的讲话，我们安排了两个人同时记录，回来以后把它整理成一篇。官方也搞了一个记录，和我们的不完全一样。最后一次王震秘书亲自打来电话：王副总理将传达邓副主席的重要指示，请你们务必要来。我这时才答应去的，新的东西该出来了，你光看电影我是不会去的，我不去他们都不去，这个不算犯错误的。

为什么说“我不去他们都不去”?因为在请愿的过程中，我的权威已经完全树起来了。包括在北上途中采取的一些措施，对那些酗酒的、打牌的、赌烟的，全部开除了。开除了大概十来个人，文章上没提，家丑不可外扬。你应该实事求是，你可以写的。开除的发给路费，回农场工作，不能作为代表去北京。我当时定了六条纪律、四项任务，是经过知青联席会议一致通过的。任务之一是，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意；二是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三是向中央反映云南知青的苦难，资料一大堆，诉苦的，各个农场收集了一大堆资料，有几大包；四是要向中央领导人当面递交请愿书，身份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总理以上，因为我们是代表五万人来的。就这四项任务。还有六条纪律：在赴京期间外出请假必须两人同行，还有包括财务制度，我都管得很紧。只有组织得力才能拧成一股绳，凝聚力就强了，哪怕10个人都可以当100个人用。如果散漫的话，1000万人都没有用。那些知青管不住啊，打架闹事，偷鸡摸狗，一个比一个厉害，谁服谁呀?就是我把他们几个给管住了。

我从云南出发的时候带了56个人，到了北京，连我在内只有28个人。“兵不在多在精，将不在勇在谋”。该开除的就开除，因为违反纪律了，他们也无话可说。但是我还要给出路，亲自给每个人写条子：“张三同志、李四同志，由于工作需要回农场工作。”不是把人一棍子打死，还发给路费，你认识错误回去好好工作就行了，所以他们对我都没意见。

话说回来，晚上到了王震处看电影。具体什么地方也不清楚，估计是在中南海。放映前，王震很认真地告诉我们：“今天下午，我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并汇报了我跟你们的谈话，他们同意我的讲话。邓副主席指示：一定要把西双版纳建设好，成为有志青年的创业基地，国家要投入资金，没有钱，外汇也要用……”。邓小平确实是讲实际的人，短短几句话就点中了问题的要害，不就是穷嘛，生活没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家，现在给你钱，而且还有美元，这回总该不闹了吧?电影开始了，许多人在那块布上打来打去，还有飞机大炮助阵，很热闹，叫什么《巴顿将军》，我却连他长没长胡子都没搞清楚。坐在王震旁边闭目深思：如果早半年有邓小平今天讲的这句话，就不会有这场请愿运动了，也许知青们还留得住。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人心思归已成定局，中央能看到这一点吗?最终会不会让知青回城?看来要启动第三方案了。

云南知青的心声

电影终于放完了，大家起身准备握手道别时，又发生令人意外的一幕。当天刚从昆明赶到北京的第一批代表刘庭明，突然大叫一声“王震！”一面从后排座位冲上前来，刚跨出两步就被有关人员挡住，在场的人都很惊愕，谁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估计他是想向王震解释昆明卧轨事件。但皇城根下是个讲规矩的地方，岂能容你像在边疆山区那样由着性子乱来?一名秘书模样的人走过去对王震耳语了几句，王震顿时勃然大怒，使劲跺了跺拐杖，厉声道：“你要闹别扭，给我小心点！……”我知道，王震这话里面，有一半是冲着今晚我们不肯来看电影而发的火。

第一批代表昆明受挫后，元气大伤，多数代表失去信心纷纷离去，有的回农场，有的回老家。剩下十一二个人还不心甘，打电报回农场让大家再捐钱，供他们上北京，由于钱一时没汇到，就让刘庭明先行一步，没想到晚上看电影，又差点捅出乱子来。

胜利大逃亡

5日一早，我们准备返回云南，离开招待所时，我吩咐司务长把几天的伙食账结清。又给上海组拍去电报，要他们前往昆明与我们会合。我自己则取道重庆返昆明。沿途，重庆、贵州等地的知青办对我们迎往送来，礼仪有加。他们得到北京的通知，要保证我们顺利返回云南。

到了昆明，立即被安排进旅馆。不一会儿，省委副书记薛涛等领导纷纷前来看望，双方像一家人似的嘘寒问暖，其意融融。我向薛涛问起第一批代表在昆明的情况，立即勾起他满腹委屈：“你们那批代表实在不好招呼，每次谈话不到五分钟，说走就走了，怎么也留不住，这样怎么能解决问题呢?”我几次想告诉他，连我的话他们也听不进去的。

“你们的问题，中央很重视。”薛涛告诉说，“国务院下了六条意见责成上海、北京、四川知青办的同志来昆明共同商量解决表，但解决问题总要有个过程。赵凡同志本来在你们版纳做调查，前两天，临沧地区的知青闹绝食，省委请赵凡去做工作，上台讲话，他们起哄，什么都不听，就是要回家。”

我表示理解省委的难处，他听了很高兴，马上说：“你们那里的知青闹得也很凶，把锄头也烧了，猪也杀了，吃了，希望你们代表下去后，帮着做工作，稳定一下局面，问题是一定会解决的，需要一定的时间。”我表示愿意协助，他当即给我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丁惠民等同志前来协助工作，请赵凡接洽安排。

其实，赵凡在临沧一时回不来，那里有近两百来名知青闹绝食，要死要活的，把老人急得够呛。如果说版纳知青是主力军的话，其他地区的知青就像方面军一样，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和配合，在云南全省形成遥相呼应的格局。省委、省政府顾此失彼，焦头烂额，哪里的火都没扑灭，反而越燃越旺，最后伤透了心，抱来的孩子养不了家，干脆来个“不愿留的，统统都走”。

晚上，上海知青办的两个同志来到旅馆，他们是接到国务院通知后，马上坐飞机赶来的。“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能解决问题，来干什么?”家乡人见面显得更加亲切直率，“但你们也不要再扩大事态了，这次云南被你们闹得够乱了，又是罢工，又是卧轨，又跑到北京，王震出来接见你们，还不够过瘾啊！”中央确实有意对云南知青网开一面了。

在昆明，云南农垦局给了我六张机票，那时没身份证，只要有机票就可以走。我把六张机票给了六位同志，都是在路上的骨干分子，让他们享受一下。这时我已把第一批代表和我派到重庆、上海的代表都召集到一起了，几十个人包了一辆农垦局的大客车往回开。客车前门口不是有块儿小空地吗?我让他们给我铺了两床棉絮，是躺着回来的。

18日回到农场，要求大家五天后到景洪重新集合，研究下一步行动。我那时的想法，劲儿可鼓不可泄，而且不能拖延时间，准备采取第三个方案，动员大家自行撤离农场，上海的回上海，重庆的回重庆。

23日从学校赶到景洪，在农垦分局门口被几名女知青拦住了，大声叫道：“总指挥，我们胜利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她们递给我一份电话记录，上面是21日省委书记安平生在昆明四省市知青会议上的讲话：“知青闹事两月多，现在情况明了，办法有了，按国务院六条办，省委同意……上海困难大，最好多留点儿，不愿留的，统统都走……”

是的，我们胜利了，知青胜利了。刹那间，我想起了很多往事，想起了第一封联名信时的情景，想起了江边旅馆里秘密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想起了在杨武带领大家做棉衣……狂喜的知青们流着激动的眼泪，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我，要抬着我举行庆祝游行，被我阻止了.

当天下午，我宣布筹备组解散，筹备组有总组有小组，统统解散，大家都可以回去了。我说夜长梦多，都赶快回去办户口，不要上半年走一批，下半年走一批，明年走两批，不行啊，赶快走!同时起草了给王震的电报。一个是向王震认个错，给中央一个台阶下，一个是为了切实保证数以百计的各农场骨干和代表们的安全，以便不被秋后算账。代表们抢着要在上面与我共同承担责任，理由是：“大家一起坐牢，也好陪你说话。”我骂道：“糊涂！大家一起坐牢了，谁给我送饭?”最后只同意胡建国、刘先国在电报上署名。我相信即便有那么一天，我们这“三驾马车”是绝不会后悔的。

消息传开，返城风潮迅速席卷版纳，数万知青争先恐后拥向农场职能部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抢着办理户口粮油迁移手续。有些农场干脆把公章用铁丝拴在门上，听任知青“各取所需”。局面显然失控了。

那时打电报很便宜，才几分钱一个字。给王震的电报是由秘书长朱一平去打的，花了一百多块钱。那时候手上还有一笔钱，大概一千多块。筹备总组解散后，每个农场留下一个代表，在景洪农场招待所包了几间房间，一起审查财务账。审查以后，剩余的钱每个农场发了几十到一百。干什么?买了笔记本。我手上还有几个小红塑料皮本，已经没用了，大家都签个字，每个骨干分子送一本，作为永久纪念。

知青大批返城，正好赶上部队开始打仗，来了大批的军车，都是返空车嘛。上面有指示，尽量把知青拉走。当时因为运力不够，没车啊，拖拉机都往昆明开，短短两个月时间，大批军车就把知青全部撤走了。

农场没有因为知青的离去而平静下来。在知青运动期间一直持中立旁观态度的农场老职工们，似乎受到了启发，开始活跃起来，他们沿着亲戚、同乡、朋友、熟人等线索互相串联，密谋策划，拉山头、树大旗。一夜之间，雨后春笋般冒出各种名目的“委员会”、“筹备组”，其目的、要求也是五花八门，因人而异。从总体上讲，不外乎要求增加工资提高待遇，平反某些历史上的个人冤屈。而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农场当局却未予理睬，认为这是“经济主义妖风”。有本事，你们像知青那样“回家”去吧。其结局可想而知。

当时，农场的堤坝溃于一旦，我却没有走，因为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不久，王震给我来了一封信，是农场政治部转给我的。什么内容呢?就是说：丁惠民、胡建国、刘先国同志，你们的来电收到，看了很高兴，相信你们站出来工作的勇气。然后是说，要根据邓副主席的指示，把景洪农场建设好，成为知青的创业基地，并和新上任的王任重副总理商办等等内容我记得很清楚，但是这份电报不知道哪里去了，我感到很奇怪。什么资料都在，就是这封信没有了，是王震给我的亲笔信，用铅笔写的。

我也给王震回了封信，信上说：胡建国已经走了，他家里有困难，按照国家政策，刘先国也准备走。我准备继续留在农场。

四五月份，大批知青就走完了。这期间，《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两名记者来采访，问我有什么打算。我先把农场骂了一顿，组织不利，搞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是唱高调，我还是留在这里，走不走以后再说，我不说走也不说不走。因为知青都走了，省知青办很快就取消了。我一直拖到这年12月底，母亲提前退休，才按照国家政策顶替到了湖北。

母亲1971年到湖北以后，就不当老师了，因为那里没有老师可当，就当油漆工，这是体力活儿，不需要技术，拿把刷子就行了。我去了以后，厂里问我干什么，我说，既然是顶替，干脆顶上去就行了，因为油工组少一个人，而且那工作很不好干，对身体绝对不好。甲苯啊、香蕉水啊、汽油啊、柴油啊，很少有人愿意干的，但是我还是去干油漆工了。

我在湖北崇阳县湖北仪表厂工作了六年。1981年结的婚，妻子是重庆知青，1983年有了女儿，当父亲了。夫妻分居两地，小孩在我这里待不好，在她那里我也不放心，干脆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女儿三四岁的时候，通过一个熟人，我调到重庆来了，在李家沱一个工业搪瓷厂工作。有些大锅炉里面要喷上搪瓷，防腐蚀。我们厂就做这个。干了半年多，正好政府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厂里挖出两个贪污分子，一个是供销科长，还有一个是什么科长。立案以后，检察院要求厂里出一个人协助工作。这个厂是个二三百人的老厂，裙带关系比较严重，两个书记想到我刚来，没任何瓜葛，就把我派出去，协助检察院东跑西跑地调查取证，搞了差不多一年。等这个工作结束，我对重庆已经比较熟悉，对自己的工作也没有一点儿兴趣，再加上腰部旧伤时常发作，干脆就长期请病假。超过期限以后，厂里给我来了通知，喊我回去上班，我也没理他们。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不干就不干了，这样，厂里就把我除名了。我说除名就除名，现在档案在哪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回到重庆的云南知青有2.4万左右，其中百分之七八十的状况不好。重庆是老工业基地，经济效益不好，成为直辖市也不行。另外知青的文化结构跟不上形势发展，我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更不要说社会上涌现出了多少新人!很多企业都是整体垮台，我太太四年以前在重庆第三钢铁厂，整个厂都垮了，按一年60块钱买断了工龄，以后就不管你了。二十多年工龄，也就拿一万三千多块钱，等于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她每年还要自己去交养老保险金两千多元，要交到50岁。现在我靠吃低保，街道每月给我和女儿各一百多块钱，一共三百来块钱，孩子读书。就靠这三百多块钱。有时候确实困难了，比如孩子要交这个费那个费，没办法，就找些老朋友支援一下。还有父母啊姐姐啊两三个月寄三百、五百块的给我。父母都七十几岁了，马上就80岁了，身体都不是太好。尽管生活很艰难，但我始终相信，还会遇到新的发展机会。

二十多年过去了，艰辛而漫长。现在，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变换各种角度来回眸审视云南农场知青上访请愿运动，探讨它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

与命运抗争是这段历史的主旋律，人类社会正是在无数次抗争中不断发展前进的。它告诉人们这样一个规律：如果社会长时期漠视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时，将会爆发震荡，导致秩序失衡，最终社会本身也将受到伤害。

当年，版纳知青表现出的不畏艰难、敢于抗争的团队精神，终于为自己、也为全国知青大返城撕开了一个缺口。每个知青都应珍惜这段历史，它是中国知青史上唯一一次知青群体抗争并终获胜利的典范，是值得我们向世人展示、向后人炫耀的一段光荣。

知青的话题毕竟太沉重，即使当年胜利返城了，这代人命中注定的磨难仍然在延续。在这二十多年里，知青作为社会的基石部分，承受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必然会产生的种种伤痛。然而，改革开放初结硕果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因年龄层次、文化结构等原因，被划入了下岗大军，处在勉强温饱的困难处境。